哈耶克：科学走过了头，自由将无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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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历史 / 政治
无思辨，无洞见
科学走过了头，造成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义处于支配地位，阻碍着在社会理解上的进步。——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科学的迷信。
对于很多现代人而言，“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不但已经成为了个人的信条，而且也被这些人坚定的认为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信条。
他们会非常自负的认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这个信条，那他必然就是愚昧落后、不可理喻之徒。
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充满智慧的人，对这个信条满疑虑和不屑，其中就包括英国思想家，奥地利人哈耶克。
和这些自信满满、理性自负的现代人相比，哈耶克表现的非常谦逊，他说：
“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
我不知道，“科学”在哈耶克和这些自信的现代人眼中，是不是一回事，但至少，我可以肯定的说，哈耶克的科学素养绝不会在这些人之下。
而哈耶克的表达也非常清楚：
科学非但没有让他感觉人类很了不起，恰恰相反，那些屡屡让现代人自信的科学，却让哈耶克感觉到了人类的无能和局限。
同样的事情摆在不同的人面前，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呢？
我之前提过一个问题：
一个人从18楼顶跳下，一定会摔死，这个预判，对吗？
如果你用你掌握的科学原理来做判断，这么高的楼顶跳下来，必定会摔死啊，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结果，100%不会有意外。
除非有人相信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是真实存在的，或者相信有某种特异功能，能够让自己摔不死，那这人铁定是愚昧迷信之徒，毫无科学常识。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18楼窗外恰好有个平台，这人跳到平台上只有1米的落差，请问，这个人还会摔死吗？
这时候各位看官，估计不等这人摔死就想掐死我，对不对？
不过，大家讲道理，再仔细阅读问题的文字。
我们的问题里，只是有个“从18楼顶跳下来”的前提条件，再无其他限定，没有限定跳到哪里的前提，你当然就不能说，我出的这个题是在故意耍赖。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明，科学是要分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并没有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里，你就不能单纯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去解答。
社会科学面对的问题要比自然科学复杂的多。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前提不同。
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的设定简化了前提，而社会科学做不到简化人类社会的极端复杂性。
在一个科学实验时，你可以把物体限定在一个前提简单的环境里，比如当我们说从18楼跳下，也是在语言中简化了这个前提，并没有考虑其他可能性。
但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正在于此，无数的偶然性和特殊情况会左右事物的发展，就好比这个18楼窗外的平台，它的存在导致结果完全不同。
说到这里，我的观点已经足够明白了，不过还需要再次明确总结如下：
我们不能把在自然科学里成功的方法，想当然的运用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上，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你盲目套用，就会错的离谱。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也重点论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种本质不同。
他说：
“社会科学首先研究个人的思维现象和精神现象，而非物质现象。
指导任何人类群体行动的具体知识，从来就不是稳定而严密的体系，而是以分散的、不稳定的和不完美的形态，分布于众多个人的头脑中。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型，是社会科学要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
哈耶克举例说，一个药物或化妆品，从本质上说，其实并非治疗疾病和改善人容颜的东西，而是人们认为有那种功效的东西。
任何有关事物真实性质的知识，都与解释他们的行为没有多少相关性。
什么意思呢？
哈耶克的意思是说，一个药品的科学疗效，和人们是否信服或服用这个药物，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前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
你就是拿出再多的科学证据证明某个药物有效，或者完全就是安慰剂，人们是否服从依然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观念，取决于他们自己信不信，服不服，而不取决于你拿出了多少靠谱的证据。
比如，你不信中药，但有人信啊，很多中国人都信服中药，你如果装作看不见，把这种现象剔除出社会研究的内容，妄想这个世界就应该人人都信科学，都应该按照你设定的科学程序去行动，这就是睁眼瞎，这样搞社会科学的研究，如果手上再有点权力，说严重点，真就会造成灾难。
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的并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物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社会科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如何行动，以及人们为什么这么行动？”，而不是“人们应该如何行动”。
哈耶克还举了个例子说，比如我们私下不相信魔法，认为魔法是滑稽而愚昧的戏法，这没问题，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并不是“野蛮人应该还是不应该相信魔法”，而是“野蛮人相信魔法这个行为本身以及他们相信魔法的原因”，这些现实存在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按哈耶克的话说，这些现象“从来就不是稳定而严密的体系，而是以分散的、不稳定的和不完美的形态，分布于众多个人的头脑中”，而人类社会就是这些无数不同的不完美个体相互博弈、影响并演化出来的。
你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把千千万万有着自己想法和行为模式的个人，看成只会听从你安排的机器人，这不是瞎扯淡吗？
社会科学之所以研究人的行为，按照哈耶克的话说，目的其实是“解释许多人的行为带来的无意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
这里一定要注意，“无意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才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真实现象。
哈耶克一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把脑袋中建构出来的那些虚无缥缈的蓝图当成社会的真实图景，这种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虚假倾向是陷人类自身于危险境地的致命基因，我们需要对此时刻保持警惕。
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波普尔也有过精彩论述。
他《历史决定论的贫乏》中，将物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做了一个对比说：
相对于社会学研究，物理学中我们处理课题简单的多，往往采用实验隔离的方法，人工的使问题简化。但，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是因为我们面临双重的复杂性。
一是不能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
二是社会生活因素的极端复杂性。
一言以蔽之：人类不是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既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
所以，把社会当实验室，把人类当小白鼠，这不只是个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完全无视“人类拥有自由行动的意识，其行为完全无法预测”的基本事实。
从无数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把人类当小白鼠的所有社会实践，全部失败，无一成功。
一个人的行为是极其复杂，毫无章法可言。
张三可能会认为做某件事是对的，但他受外界环境制约，很可能并不会去做这件对的事；
李四的父母被人忽悠去买了个1万5千元的养生床垫，李四怎么劝都没有用；
王二麻子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听父母好友好言相劝，选择了一位身材曼妙，却心如蛇蝎的女人为妻，开启了地狱般的人生下半场；
.....
面对人类社会无数有着不同想法的人，有着千差万别的选择所形成的行为，怎么就会有人自负到认为仅仅通过自己的头脑就可以完全预测和掌控呢？
这种傲慢是何等的愚蠢和无知？！
只可惜，在近代，这种打着“科学和进步”的旗号招摇撞骗的人还为数不少，甚至登堂入室，成为“一代大家”。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使用了大量篇幅来阐述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他说，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在于它对自然科学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普遍热情。
其中尤以巴黎综合工科学院为代表。
作为被法国大革命摧毁的旧教育制度的直接产物，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集合了大批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这个团体在今后的30年里影响并形塑了整个欧洲的思潮。
如果说，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还仅仅把理性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果，但是，从18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傲慢的法国人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科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即圣西门及其最得力的助手——孔德。
就如同孔德最早开创的“社会学”，其原有的名号是“社会物理学”，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和灵感，就是来自于近代启蒙运动中，欧洲人所建立起的对自然科学的极度自信——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同样可以在对社会现象的解读中所向披靡。
拉普拉斯在《论或然性哲学》里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狂妄程度：
“对他（超级理性头脑）来说，不存在不确定的东西：未来和过去在他眼里是一样的。”
除了对法国的深刻影响，圣西门和孔德这些“社会狂人”的思想对德国，甚至英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哈耶克描绘说，19世纪初，整个德国文学界对法国新思想都如饥似渴，圣西门主义的《环球报》成了他们每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面包。
德国人卡伦说：“圣西门主义就像一枚开裂的豆荚，它的外壳虽然消失了，但它的每一粒种子却找到了土壤并生根发芽。”
可以说，整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旧有的教育教学受到了阻碍，导致整整一代年轻人，是在对过去的成就盲然无知的状态下长大的，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些崭新的“科学科目”：
“古代语言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甚至文学、语法和历史教育变得十分次要，道德和宗教教育也变得无影无踪。”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这么一种“新型的人”：
他们是一些“有学问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它的生命，它的成长，它的问题和价值，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哈耶克说，因为这些知识只有历史、文学和语言研究才能提供。而这种教育在近代欧洲，尤其是法国，出现了可耻的断代。
圣西门及其主义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极为轰动，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认识。
在这种教育和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人，很难不是一个“技术狂”。
孔德的学生曾经造访德国，他欣喜的发现德国大哲黑格尔居然和他的老师“结论之间有着神奇的一致”，而孔德得知后也惺惺相惜道：“黑格尔似乎是德国最能推进实证哲学的人。”
在解决了自然科学的问题后，这些“社会狂人”自然而然的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实在是个顺理成章的傲慢。
哈耶克就不无揶揄的说到，“许多有生命力的思想，经常会达到这么一个阶段：它们的成功导致人们将它们运用于不再适用的领域”。
而孔德和黑格尔就做着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社会理论用一句话可以表达：一切社会研究的核心目标，必须建立包括全人类的普遍历史学，它被理解为一副遵循着可认知规律的人类必然发展过程的蓝图。
孔德的实证主义就像黑格尔一样，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进化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如同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同时期，人类对其命运进行自觉控制的成长过程，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这种历史主义导致的恶果，让马克思·韦伯忍不住称之为“浪漫主义的骗局”。
其实，这种历史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它武断的认为杰出的个人都仅仅是工具，是既定运动中的有机体，黑格尔则认为是世界精神的掌管者，理性狡猾的利用他们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哈耶克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个体系（唯科学主义）中没有自由的容身之地，自由只是在服从主人（自然规律）的命令。
这一套把人当工具看待的理论，就连孔德的赞赏者密尔都看不下去，称其学说是对自由的扼杀。
如同黑格尔臭名昭著的名言“存在即合理”，他的法国同盟孔德也不甘落后，他不加掩饰的声称：
“绝对的说，不存在什么好与坏的问题，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唯一绝对的事情。”
哈耶克说，他们就差说出“强权即公理”了，密尔说“他们已经到了消灭除了成败以外一切道德的地步。”
可以说，这种可悲的道德相对主义依然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奉为信条。
他们认为道德是不存在的，人人都能被金钱和荷尔蒙轻易驱使，如同一个个行尸走肉，除了吃就是睡，他们妄想能够准确预测你下一步做什么，能够知道历史即将发生什么，也有能力用超级大脑和权力去规划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甚至全社会的未来。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可能吗？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说：
“科学走过了头，造成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义处于支配地位，阻碍我们在社会理解上的进步。”
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只是一个方法，它有着它适用的边界，千万不要迷信科学，也不要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无限延伸到社会科学。
当你迷信科学的时候，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时，往往意味着你并不懂什么是科学。
科学并非是让你狂妄的东西，恰恰相反，科学让你谦卑，让你知道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我们知道的越多，越能体会到我们人类自身的局限和宇宙的宏大。
最为重要的在于，如果“社会狂人”能够凭借他的超级大脑操控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我们还拥有所谓的自由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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